这种“慢”,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。无论是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、萨蒂亚吉特·雷伊,还是小津安二郎、侯孝贤、万玛才旦等导演,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“慢”的时间挂钩,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“状态”。如小津安二郎《东京物语》结尾,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,轻摇蒲扇,视线向画外望去,若有所思,游走于“物”与“思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。同样,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中,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,当其离世之后,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,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,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。在这里,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,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,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“状态”。这种“状态”,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、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,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,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,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,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,或曰“余味”,或曰“苍凉”。①有些事,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自从上次巧玲被打,高明楼陪着三星苦苦哀求回家后,三星态度表现好了没几天,又开始犯浑打骂巧玲。得知消息的巧珍回到老家,面对高明楼老两口的说和并不妥协,巧玲终于如愿跟着二姐,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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